我的目的是教你从被伪装着的胡说八道中摆脱出来而进入那种特许的胡说八道。
——维特根斯坦
对于主客观问题来说，整个西方哲学史是一部辉煌的失败史。
——冯·格拉瑟菲尔德
对经验可靠性标准的重新考察
现在，让我们回到认识论基本问题中来，人怎样鉴别自己思想和经验的正确性？既然控制论已经证明所谓“客观实在”大多只是认知结构的本征态，那么直观唯物主义经验论所坚持的那种“不依赖于人的建构的纯客观”即是没有普遍意义的，它不能成为鉴别理论真伪的基石。建构主义者不得不重新审查认识论最核心的问题，他们发现：几百年来直观的唯物主义经验论一直在犯一个重大的逻辑错误！
自从近代科学诞生以后，科学家意识到，为了认识“真理”，必须区别哪些知识是不可靠的，是个人的偏见、幻觉，哪些是事实。他们找到一个重要的鉴别标准，这就是看它们是否依赖于个别观察者。伽利略曾这样写道：“事物的味道、颜色等等只是一些没有太大意义的外表的名称，它们是依赖观察者感觉的……”伽利略认为，只有物质的质量、空间位置、体积这些当时哲学家称为第一性质的东西才是不依赖观察者的，它们是真正的客观存在。为了将观察者从科学事实的描述中排除出去，以得到一种与观察无关的纯客观的真理，科学理性主义确定了如下原则：“如果当一个科学观察是有效的，那么对于任何一个合格的科学家，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和金钱设备，他应该可以重复这一实验，可以观察到同样的现象，得到同样的结论。”也就是说，科学理性是用排除作为观察者的个人来证明不依赖于观察者的客观存在。当某一个现象不仅仅在我做实验时可以观察到，任何一个科学家只要用同样方法做实验，他必定能看到同一现象，这就证明我看到的现实是与我的偏见和错觉无关的。他也必定是不依赖于“我”而存在的，这样作为观察者的个人是可以排除的，科学是一种与观察者无关的纯客观知识。
自16世纪以来，上述原则被科学家广泛接受，它是古典理性主义的基石。现在，让我们来深入探讨这一基本前提。首先，我们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排除观察者个人真的意味着排除一切观察者吗？当我观察一杯溶液时发现它是红色的，我把它给别的观察者看，他们都说这是红色的，显然“红色”不是我的错觉，但能由此证明“红色”是与观察者无关的吗？当然不能！“红色”是观察者对特定频率光的知觉，对于一群色盲观察者，它就不是红色的。对于狗，红色没有任何意义。实际上，这里“红色”并不是一个与观察者无关的纯客观性，它只是对某一群观察者而言的“公共性”！古典理性主义用排除观察者个人的方法并没有证明纯客观的存在，他们犯了一个不易发现的逻辑错误：把观察者知识可以共享即具有某种公共的经验当作纯客观性。实际上只要我们使哲学推理严格化，可以发现，用实验的广泛可重复排除观察者的个人偏见，充其量只证明了人类的某些经验具有超越个人的普遍性，但却并没有把具有共性的人、即具有相同神经结构的观察者排除出去。只要每个观察者与对象之间都能形成相同的认知结构，他们就能得到同样的本征态。这本征态不依赖于某一特定观察者，但却和某一类观察者相同的认知结构有关。
“客观性”是经验的“公共性”，这个命题哲学家太熟悉了，它使人想起主观唯心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早就做出过的类似论述。也许，主观唯心主义对哲学正确的贡献正在于它用看来是荒诞的语言指出，把共同经验和客观性相混淆大约是人类历史上常见且古老的错误。正因为如此，甚至在人类构词法的基本原则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它的影子，例如拉丁词根res意味着某物，实际上它的意义就是republic（公共的）。研究人类怎样错把公共性当作客观性，对于一个分析哲学家进行严格的思想体操虽然十分有趣，但对于科学理性却毫无用处。虽然“客观性”必定可以变成某种“公共性”，但逆命题并不成立——普遍的思想错误，群众的迷信，人们共同相信的流言，它们都是某种公共性。“公共性”并不是“客观性”。公共性并不能成为鉴别思想和经验真伪的基础。当然，在人类过去的几千年历史中，甚至是今天某些领域经验的公共性经常是鉴别真伪的标准，任何一个时代的人差不多都是把这个时代人们公认的东西当作真实的东西，这也正是人类至今为止不得不在迷信的泥沼中挣扎的原因之一。是的，正是为了超越这种公认的错误，科学理性才开始寻找那区别真理和假象的试金石。但现在，那不依赖于人的纯客观事实似乎已被粉碎。那么又如何在人类思想中那如白云苍狗般混乱动荡的思想公共性中去寻找一个稳固的基石呢？
在这方面最有造就的建构主义者是生物学家兼哲学家马图拉纳：他认为，既然排除观察者是不可能的，那为什么我们不能用科学本身来定义科学呢？科学观察的有效不一定要诉诸不可靠的客观性。虽然我们没法预言“客观的”月亮在某一时候正在某处，但可以预见在某种条件下我们可以共同具有月亮在某处的经验。那么我们只要精确刻画人类怎样达到共同经验的条件，就可以获得鉴别真理还是谬误的标准。他提出，科学理性所诉诸的鉴别真理的程序须满足如下四个步骤：
第一步是做明确的区分，即明确条件性（虽然这些条件是和观察者有关的）。观察者必须列举出他企图观察或解释某一现象所必需的一切条件，这些条件包括观察者为了知觉某一现象必须实行的种种操作。第二步是构造假说。观察者提出一个普遍的解释系统。假说必须阐明某种机制，它是同第一个步骤刻画体系同构的系统，根据这个假说，只要设想假说中某些条件被实现（操作），假说的机制可以推出观察者想解释的现象。第三步是计算。观察者根据假说系统计算另一个新的现象。第四步是证明，观察者进行某种操作，看看它能否观察到通过第三步计算得到的现象，如果这一现象被观察到，则第二步的解释被证实，假说系统同构于操作系统的经验。
马图拉纳以闪电为例对这四个步骤做了说明。第一步明确条件：即在夏天下雨时以及适当条件下你将看到闪电。第二步构造假说：云在摩擦中产生静电，它和地面的电位差导致放电，这就是闪电。第三步是计算：如果在云中安一个导电体接到地面，可以让电容器充电。当电容器充电后，我们可以观察到放电时的电火花。第四步证明：我们放一个风筝到空中，并让一根导线将风筝与电容器相联，看看电容器是否放电。马图拉纳指出，上述四步就是科学家用实验来鉴别理论构思是否正确的基本步骤，其中每一步都和观察者有关，每一步所涉及的都只是观察者经验的公共性，这里没有独立于观察者的客观性，但这四个步骤组成一个有机的结构，它们可以区别科学还是非科学。严格说来，科学真理可以定义为用上述步骤所达到的人类经验的公共性。它并不需要独立于观察者的客观性作为鉴别理论真伪的基础。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马图拉纳提出的程序。在我看来，马图拉纳先对人类可以共享的经验做出了某种区分：第一类为在操作系统中获得的经验，人在实验操作中和对象耦合，可以获得有关对象的知识，这些知识我们可以称为操作系统的公共经验。马图拉纳的构想相当于认为，对于操作系统的公共经验，我们可以用严格限定条件的办法，使不同观察者的感觉经验趋于相同，这一类公共性只要刻画的条件充分仔细，它们就是可靠的。第二个系统是思想、概念、观念系统。它是人用某一种机制来模拟那些在操作系统中可观察到的现象之间的联系。这一类系统理论的“公共性”是否正确，则要通过严格的鉴别。但鉴别不是把思想观念和客观事实比较，而是先将假想的条件输入该思想模型，一定会得到预期现象，我们可以把预期现象和操作系统的观察进行比较，当操作系统中获得的公共经验和思想系统的结果符合，则可以认为思想系统的公共性正确。这里科学上常讲的用实验或用经验事实来鉴别理论，并不是用与观察者无关的纯客观来鉴别理论，而只是用操作系统中已经认同的公共经验来排除思想系统中的错误的过程，从而使理论思想系统也获得某种正确的公共性。因此，即使没有不依赖于观察者的纯客观，科学和理性的大厦也不会倒塌，人们可将客观性放到括号里。
不能否认，马图拉纳的分析十分精辟，他对科学方法的描述无疑是正确的，几百年来科学家正是这样工作着的。用科学操作来定义科学，这种返朴归真的做法确实精妙，按冯·福斯特所讲的第十八只骆驼的故事，建构主义哲学家巧妙地把纯客观从科学理性的基础中排除了出去。但十分遗憾的是，建构主义哲学在这里却突然止步，他们一旦发现即使没有纯客观事实，科学理性大厦也可以自然坚固地挺立时，也就心满意足了。他们并没有深入探讨科学理性的基础。因此，那些涉及科学理性基础的进一步深入的问题是建构主义论者无法回答的。
第一，为什么只要严格定义操作条件，我们就能保证操作系统的经验一定可靠呢？为什么操作系统的公共经验是可靠的，可以用它作为鉴别其它系统的基础呢？实际上我们下面马上可以证明，建构主义这一基本假定只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在某种情况下，虽然一群观察者尽可能使他们面临的操作系统所处的各种条件同一，但这并不能保证经验是可靠的。因此，不把更为复杂的情况考虑进去，建构主义的哲学大厦就是建立在沙滩上的，一旦碰到复杂情况，整个建构主义哲学大厦也就倒塌了。
第二，用科学本身的结构来说明科学理性的合理性，这本身只是巧妙地逃避了问题。今天理性主义面临的困难在于，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用上述科学方法获得的知识是可靠的、正确的。为什么要把人的知识分成操作系统与理论系统，为什么理论系统要和操作系统同构、要用操作系统来鉴别，是否可以用别的方法来建立理论并获得某种经验的公共性呢？它们是否会滋长迷信呢？为什么近四百年来，科学家所用的方法是科学的？是否只有这种方法才能获得正确的知识呢？总之，马图拉纳用科学本身来描述科学，并没有回答“为什么科学是合理的”这一当代理性主义面临的基本问题。
我发现，其实建构主义的困难恰恰在于他们并没有真正彻底继承控制论和系统论近几十年来取得的成果。他们太急于做出某种哲学概括了，从客观实在等价于本征态抽象出独立于人的纯客观并不普遍地存在，这在逻辑上也许没有错误，但这个结论却是一个表面而容易的哲学结论。后面一章我将要证明，这实际上是一个浅薄的正确结论。从某种意义上讲，客观实在是不能放到括号里去的，只要我们变换讨论角度（例如提出观察者与条件等价，把观察者用适当的条件来取代）。控制论的科学成果完全可用与观察者无关的客观语言描述，但是，为了保持讨论的顺利展开，我们先不谈是否有独立于观察者的客观实在问题，而从建构主义熟悉的术语和逻辑以及吸收控制论具体成果开始，一步一步严格展开我们的讨论。实际上，本征态以及与其相关的控制论和整体哲学已经蕴含了更为深刻的成果，而建构主义者急于采集这块处女地上表面五光十色的花朵，却忘记了去挖掘埋藏在深处的哲学宝藏。
寻找新的奠基石
我发现，只要深入分析建构主义提出的经验可靠性的鉴别方案，无论是马图拉纳的程序，还是伽利略提出的用排除个别观察者的办法来诉诸感觉经验的客观性，其背后都隐含着一个重要的认识论前提，这就是近代科学是严格地运用经验的可重复性来作为鉴别其真伪之标准的（而不是其它标准）。建构主义放弃客观性来重建科学认识论的思路，正是企图使哲学家重新回到这一基石。虽然他们并没有在这一基石上盖起真正的哲学大厦，但已为我们清理干净了覆盖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几百年来错误和偏见的杂草，使我们能够真正看清这一块基石。必须指出，可重复性有双重含义：一重含义是某一现象（或人类经验）可以不止一次地重复出现；另一重含义是社会化，即某种现象可以被一群观察者（不止一个）观察到和确认。伽利略提出的不依赖于个别观察者的经验在某种程度上是强调后一种含义，实际上，这两种含义是不可分割的。我认为，凡是可重复的经验都是可靠的，但逆命题是否成立呢？这是科学方法论必须深入讨论的问题，它涉及科学规范的基本结构。
确实，科学是建立在一个十分简单而深刻的前提之上的，只有当某些经验可以普遍重复时，它们才是可靠的。至于这些经验与观察者有关还是可以独立于观察者，这本身无关紧要。这本身是一个十分朴实但十分牢固的基础（虽然人们至今还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基础是对的，为什么它对人类文明如此重要）。为了理解它的含义，哲学家却将其误解为我们必须把不依赖于观察者的纯客观当作鉴别思想真伪的原则——确实这两个前提十分相近，但毕竟是不等价的。这种误解有点像维纳（NorbertWiener）在《控制论》一书中讲过的那个魔术师徒弟的故事：魔术师徒弟从师傅那里学来了某些咒语，他便命令一把扫帚来代替他挑水。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理解那些咒语，结果无法使扫帚停下来，扫帚不断地挑水，水溢出水缸，差一点把这位徒弟淹死。四百年前，科学处于童年时代时，用客观性作为鉴别经验真伪的基础确实大大促进了科学发展。当时，这两个表述之间微妙的差别无关紧要，但当20世纪科学长驱直入到微观世界，哲学家终于意识到不依赖观察者的纯客观不能无条件地成立，因而用纯客观事实来鉴别理论的真伪是不可能的。他们以为整个理性的大厦必然倒塌，但是科学发展的机制却并没有因为哲学家这一新发现而停止工作，因为科学家从来不是用纯客观而是用观察（经验）的可重复性来鉴别实验的真伪的！同两百年前一样，今天那些研究量子物理的科学共同体每天依然可以毫无困难地鉴别哪些实验是真的、哪些则是假的。结果被非理性主义洪水淹没的并非是科学，而只是误解科学和理性的粗心大意的哲学家。
我认为，为了完成20世纪科学理性的重建，今天哲学家正确的态度是：我们必须比以往哲学家更为小心而深刻地思考这一鉴别经验真伪的科学原则，并在这一基石上重新筑起严格的哲学原理柱石。为了整个探讨在逻辑上的严密和精确性，我暂时回避“脱离于观察者的客观世界是否真的存在”这一问题，小心翼翼地从观察可重复性出发来阐明理性的基础。而把客观性疑难放到下一章讨论。
首先，让我们考察一下“观察者在操作系统中的经验可以普遍重复”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它对科学如此重要？显然观察者经验的可重复性包含两重含义，第一，作为观察者个人某一经验的可重复，它意味着观察者可以反复观察到某一种特定的现象，只要他进行某种特定的操作，就能进入他曾进入过的某一种特定的环境（注意，这里包括某一现象以一确定的概率重复）。注意，观察者进行某种操作就意味着它进行某种条件控制或选择，因此，我们可以用对观察条件的控制或可控制地重复来严格定义它。这种可控性并不是指现象本身成为可控，而是观察者观察到这一现象的条件尽量成为可控的。正如目前通讯系统中用可重复性作为可靠性标准一样，它是科学可靠性甚至是预见性的基础。经验可重复的第二重含义是：不仅仅这一个观察者可以获得这一经验，社会上其他任何观察者只要实现相同的条件，他们也能进入相同的环境。这一点保证了属于某一观察者的个人经验社会化的可能性，在这里，我们把某一现象对一群观察者可重复称为经验的社会化。社会化意味着这类经验可以积累，可以在积累中进步，并且它也潜在地确认了这种知识是可以转变为技术的。实际上，正是这两个条件使得科学知识具有和人类其它知识不同的重大特点！那么，观察者哪一类感觉和经验可以满足个人可重复性的条件呢？我们马上发现：它就是内稳态——认知结构的内稳态一定具有某种程度的可重复性！
我认为，应该在认识论中提出一个基本原理，这就是：人类可重复之经验的核心组成部分，必定是他和某一对象构成的认知结构内稳态。我发现，它为建立今后科学理性的大厦提供了基础性原理，并可由它证明科学理性的基本结构和种种其它准则。建构主义者在分析客观实在等价于认知结构本征态的哲学意义时，只注重了本征态依赖于观察者这一个方面，对本征态是内稳态这一点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实际上，作为客观存在的神经网络的任何本征态在外界微小干扰存在时能保持不变（或有纠正偏差的能力），也就是说它具有稳定性，才是任何一个观察者和外部黑箱耦合时经验可以保持重复性的基础。任何一个观察者在认知结构中能获得很多经验，那些不是内稳态的感觉会如昙花一现，人们不能鉴别它是不是错觉。而只有那些有关内稳态的经验才是可以排除偶然干扰而反复出现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科学理性为什么一定要强调用操作系统中获得的公共经验来鉴别其它经验，因为只有一个如图1-14的操作系统，观察者和外部黑箱才能形成封闭性耦合，它才能造就内稳态。对于那些非操作系统（例如纯观察系统，想象系统），由于没有形成封闭的认知结构，或虽形成封闭结构但不完备，就不一定具备内稳态，这些经验即使对于个人也不一定是可以重复的。一个纯观察系统（观察者对它不具有影响的可能）是否具有内稳态？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一般说来，它不一定具有内稳态，但在某些条件下仍可能有，第三章第四节我们将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在第四章第一节中，我们对客观的内稳态和认知结构内稳态会做严格区分。
那么，我们又如何保证某一观察者个人的经验可以社会化成为所有观察者共同的公共操作经验呢？显然这就是许多封闭的认知结构怎样才可能具有相同的内稳态的问题。答案是不难找到的，第一个条件是：每一个由观察者和认知对象组成的耦合系统都是相同的。当观察者具有相同的神经结构，那么我们只要确认与观察者耦合的系统相同，就能证明两个认知结构的同一，于是观察者必须尽可能详细地规定操作，以及与它耦合的对象，只有在这详细的规定中，两个观察者才能对比他们和外界耦合成的认知结构封闭网是否相同，当他们确保了两者结构相同的条件时，则可以认为他们与外界耦合可以得到相同的内稳态。基于这样的前提，属于观察者个人的本征态才可以属于社会。总之，经验可重复性的另一重含义——可社会化，实际上只是意味着，若按照有关认知结构操作的详尽规定而重新构造一个新的系统，我们就可以重复得到同样的内稳态。
现在，读者已经可以感觉到，只要利用内稳态的各种性质，我们原则上可以将马图拉纳所提出的鉴别科学知识真伪的那些必须步骤从理论上推演出来。但若只能做到这一点，我们所做的在原则上不过是属于“进一步加固”建构主义已经建起的哲学框架罢了，还谈不上超越它。然而，事实上，利用内稳态来研究经验可重复性的基础必定要超出建构主义哲学。因为我们可以用内稳态深入讨论（例如结构稳定性问题）证明，马图拉纳所讲的程序仅仅是鉴别经验是否正确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在某些情况中，即使他所讲的整个程序都满足，我们仍然没法保证观察者经验的可重复性，特别是社会可重复性。这时鉴别经验真伪的问题显示出它错综复杂的深刻性，这也正是科学真理结构最深入、最吸引人的方面。我们后面将证明：内稳态要有社会化的可能，必定需要系统的结构稳定性。它是一种比建构主义包容度更为广阔的哲学。
接下来的第四章第四节将会讨论这一点，事实上，从真实性哲学出发，我们甚至可以将这一结构从科学拖延至人文社科领域。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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