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和腹誹罪
英年早逝的王小波一本文集叫《沉默的大多数》，它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这个书名，此文开头就引用台湾一位著名作家的话说，沉默似乎是中国人自愿的一种生存方式。事实并非如此，其实它是人们在不正常的状况下的一种情不自愿逃避现实的扭曲生存方式，尽管对于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仍无法达到这个目的，摆脱非人的折磨。人天生不会沉默，一脱离娘胎，就哇哇地哭，以表达自己的这种或那种意愿，在会说话前的一二年中，他不会无缘无故地哭——有经验的母亲，可以从她婴儿的哭声中，区别出其原因，是饿了，还是尿湿了，或病了，等；他会说话，尤其长大懂事和进入成人之后，自然就直接运用语言和文字表达自己的要求和观念了。人都是要表达自己的，古今中外所有的人，都是如此。即使有语言瘴碍的哑巴，也力图这样。离我家不到百米远的一间小平房里，住有一对年均过半百的残疾夫妇，丈夫瘸的厉害，妻子哑巴，他们主要靠捡垃圾为生，大概因为生活的艰难，两人之间常闹点小矛盾，不时“吵架”，从不怕别人笑话，不止一次地的发生过这样的情形：两人争相，特别是女方经常要街坊邻居给她“评理”。一次，我路过他们家门口，恰遇女主人气冲冲地从家里跑出来，一见我，好像捡到了根救命稻草，她左手拉着我胳膊，右手比划着，喊着那没有高低粗细的音调，尽管认识她有一二十年，但还是不懂她的比划和要说的“话”，但可以肯定的是，她在用吃奶劲“说”清意思，让人接受其“理”，站在她那边，批评其实和她相依为命的男人。但她无法表达出来。
我们正常人能够用语言文字和其他形式，表达思想和情感，应该说是一种幸运。但是，许多人往往如同王小波说的那样，在某种局面下却都属于沉默的大多数。当然，所谓“沉默”，不完全是“不语”、“寡言”，而多半是“口是心非”，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完全两码事，而且人们彼此之间都“心照不宣”，但谁都不敢捅破那薄薄的窗户纸。大家都说皇帝的新衣是最漂亮的，皇帝的一个个亲信这样说，个个平民百姓也是这样。其实人人皆知，皇帝的新衣就是“一无所有”，展现的是赤身裸体；但是，只有忠于皇帝，且有本事的人才能看清和欣赏“新衣”，自然每个亲信和平民都得睁着眼睛说瞎话了——这样不仅安全，还可能受到皇帝的重用，提拔；相反，砸破你的饭碗是小事，甚至将你打入死牢。不过，一个孩子喊出了皇帝身上什么衣服也没有的真相，倒不至于受到如此处理，因为毕竟出于他的天真。
当然，在“腹诽罪”的年代里，即使你跟着人家“沉默”，或人家说什么，你说什么，不管心里怎么想的，甚至恰恰相反，也不能保证你１００％的绝对安全。汉武帝时代，有一个叫颜异的人，是朝庭大官，其职务为大农令，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农业部部长，应该说，此人是爱国，为人民着想的，所以即使对汉武帝错误决策，也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和其宠臣张汤搞币制改革，发行两种新货币：一种是银与锡的合金名曰“白金币”；一种是“皮币”。后一种，规定一张币值四十万元，根本不适应流通，变成了宫廷王侯宗室和上层社会的往来礼币，前一种一两年后就废止了。颜异对这种币制改革一直持反对态度。事实证明这种他是正确的。但是，心胸狭小的武帝竟因此对颜异怀恨在心，借口后者有别的问题，派张汤受理其所谓案件。而张汤本来一直对颜异有私隙，正是报仇的大好机会，“天助我也！”。但调查来调查去，他和皇帝的共同仇人没有
“现行反革命”的行为和言论证据。不过这没有难倒皇帝的心腹张汤，他绞尽脑汁，突然想到一个揭发者提到的一个细节，就是一个朝廷反对派成员曾在颜异面前说过现今皇帝的许多*令多有不便的话，颜异虽没有说赞同，然而却“微反唇”，即嘴巴稍微动了一下，据《汉书补注》云：“颜异闻客语，不敢应，而仓卒自禁，不觉微笑而唇褰耳。”张汤据此上奏皇帝，说颜异身为九卿，不批驳反对朝廷*令的言论，反而唇动，其实就是和那个反对派站在一个立场上，反对你皇帝现行*策，这是“腹诽”，是“腹诽之罪”，应该判死刑。不出所料，汉武帝赞同张汤的意见，下令处决了真正维护汉朝利益的手下的一个大臣。这是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的事。从此之后，在中国的法制史上，出现了一个新的“腹诽”的罪名。这之前的一两千年里，即使“焚书坑儒”的大暴君秦始皇给他的反对者定下的诽谤罪，也是根据言论和文字材料，不曾有过这种从人的肚子里猜测。“腹诽罪”，是说你虽然嘴上没有讲出来，更没有文字和实物证据，单看你的表情，就可以断定你灵*深处或说骨子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分子”。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种罪名自然不存在了，但你不能否认还有返祖现象。不过，话还得说回去，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不正常的状态下，“沉默”还是必较安全的。王小波书里说的许多这种“沉默”的不同形式，确为事实，他们中的多数人，因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有的甚至极为“顺利”地爬上了高位。这“有些”人极善于观察形势，变换自己的肤色，是契柯夫笔下的一个个变色龙，所以步步“成功”，但最后终归垮台。陈伯达、康生等就是这样的下场。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