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斯蒂芬·斯彭德
翻译：叶美
《东方历史评论》
斯蒂芬·斯彭德：英国作家，20世纪30年代与戴·刘易斯、威斯坦·休·奥登和路易斯·麦克尼斯被认为“牛津四才子”。他的作品《WorldWithinWorld》描写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文学界。
奥登（左一）与斯彭德（右一）在一起
1通过我的哥哥米歇尔，我认识了很多还在上大学的科学家，都是他在贝列尔学院的同龄人。我的哥哥是个研究能源的物理学家。在人有能力做重要决定的最早期阶段，米歇尔就已经决定，效率和目的性可以作为价值标准，因为它提供了强有力的，真实的通道，以远离我母亲反复无常和我父亲的华而不实的性格。这种态度使他在我们家庭生活中获得了支配地位，我之前描述过。早年他成功地说服了我父母，这样他就把行动中“失败的概率”降低到最小程度。在任何环境中他都会是一个守时的，谨慎的，才华出众的人，九岁他就已经确立自己的独立性，并且获得了我们直到十六或十七岁才拥有的自由。他的成功多少是以牺牲我们为代价，强调他自己的“有效”和我们的“无效。”他从他的实验词汇表里不时地发明使人难堪的科学警句。家里的桌子中间，放着一个旋转的手推车，我们叫他哑巴侍者。我的小弟弟汉弗雷把它转得飞快，以至果酱瓶飞了出去。‘这是怎么会发生的？’他问，“向心力”。我的父亲说，“不是，是离心力”，米歇尔说，“正是没有向心力，才会产生离心力。”我长得很高，一天早晨我下楼吃早餐时，米歇尔认真地盯着我的膝盖说：“没错，米歇尔需要穿长筒袜了，要那种竖直条纹的，因为它能够提醒他要站得笔直，平纹的不行，效果会不好。”我十三岁，他分析我的血液，并且严肃地宣布说它在分类学上位于下等。一年之后他甚至拿出一份更令人沮丧的报告，认为我的头骨和洞穴人一样古老。
或许我的哥哥，这位挥舞科学武器的科学家，其显示出来的幽默比我们意识到的多。但其实他相当缺乏幽默感。因为有次他用精彩的回嘴叫我叔叔阿尔弗雷德——J.A.斯彭德先生——无话可说。奥斯伯特·希特维尔先生给我叔叔画了幅肖像画[《隔壁房间里的笑声》奥斯伯特·希特维尔著，麦克米兰出版公司。‘他头发上柔软的白羊毛，像精神光环一样环绕着他。’同时大家也都说他的头发像苔藓。外祖母特意把他唤回来，和我们辩论此事，他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和所有斯彭德家族的人一样，都是坚硬的羊卷毛，’当时，我哥哥米歇尔，紧紧地盯着阿尔弗莱德叔叔的头发，然后说：“那么，至少，坚硬的卷毛不会打绺成苔藓。”
米歇尔因为深信自己在获取知识方面能力很强，所以他毫不留恋对自己的过去，成长中他总是用后面学到的知识遮盖住之前的。在我成为作家多年以后，有段时间他一连好几周去做心理分析。他发现他不能记起童年的任何事情，他整体上轻视它们，并尽力去遗忘。所以他说服分析师（一个荣格主义者）同意一场不同寻常的安排，即为了帮助他回忆童年，要求我和他一同参加他一个小时的精神分析治疗。治疗过程中，我发现米歇尔凡是涉及到我父母的回忆，他都因为他们的“极端不称职”，已经统统从脑海中删除了。从此之后，他尽可能地不去想他们。分析师问我关于他过去对我的态度如何，于是我讲了他分析我头骨和血液这件事。分析师问米歇尔他对我头骨的分析结果如此不合常理，是否是出于嫉妒心？米歇尔说不是：令我相当惊讶的是，他记得这件事，他认为分析是基于客观判断。他说他自己过去从未持有过主观见解。后来分析师要求米歇尔画出我十五岁的头骨。米歇尔毫不犹豫地画了一个可怕的图像。因为他真的认为自己一直都是在客观地看待事物，思维从不具有主观性。
无疑我们之间有竞争，但或许他这样说没错，从他的角度来讲，他没有嫉妒的动机。我们都知道，他是通过最严格的自律和自我防御，才把自己从我们家庭生活的混乱情感中解放出来。他已经拥有了自己的自由，并且因为考试方面持久而出色的能力，在学校和家里获得了尊敬。他第一个理智的看法是家里每个人做事都“没有效率”—这种发现在他生命中的重要性可以和人类种族历史中火和车轮的发现不相上下。他的整个思维体系以反对我们为前提；不仅是他令人惊奇的，抢救回来的，闪耀的聪明，连同他所谓的“科学态度”，这两者组成了他的信仰，它们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法是理智的头脑，拼搏的激情和高效的策略。
因为我们每个人身上具有的非理性和绝望的情感，我们的这种面目，都是对米歇尔信奉科学事实为依据的世界秩序的挑战，在这一点上，米歇尔使我们感到深受伤害。因为，当我从家庭灾难中解脱出来，他的情感开始适应我是一个出版了诗集的人，他一定把自己当做上帝了，关心撒旦是怎么能够从无底洞洞口出现的。对我们家族的所有人，在他眼里，我是里面最代表情感极端的非理性的人。
我们第一个保姆，她描述的事情生动地解释了我和米歇尔最早关系。那时他五岁，我三岁，无疑幼年争吵我总是占上风。但一天，米歇尔斜躺在我的小脚旁，保姆说‘起来，米歇尔，把斯蒂芬打倒’—米歇尔马上这么做了。并且从此，为了逗保姆和后来几任保姆的开心，他经常这样干。
或许这是米歇尔的独立斗争中最初的胜利—某种程度上或许是他生命中最决定性意义的胜利。从现在开始他要求我应该在他纯粹理性的世界里扮演神话角色。他想要我做他这个普洛斯彼罗的卡列班，不是因为他嫉妒我，而是因为既然我是主观思维的典型代表，我应该通过扮演可笑的角色，以服务于他科学，理性的宇宙。
所以米歇尔绝不仅仅是嫉妒我，这一点作为事实，当我们在牛津时就证明了，因为当时他意识到他必须重新考虑我的位置，也同时弄清他自己的位置，他觉得自己是被迫这样做的，所以对自己很恼怒。他有种思维认为诗歌是种壮举，至今他还未冒险试过，但他自认自己对它很可能是“胜任的”。所以因为我对这个领域突然的卓越出众，他做好了准备要尊敬我。当我出版了一两部诗集，发表了一些文章，他有天对我说；‘当然，如果我写书，会比你们任何人影响都深远。’自然，他的自我评价很自负，但却并没有冒犯我。相反我被打动了，因为他这么做无非就是想要获得别人承认，提高自己的自信。更重要的是，我坚信如果他，如果他认真写诗，作为一个探险家诗人，对自己在格林岛，珠穆朗玛峰和大堡礁的经历，出版诗集的话，那一定会非常精彩。对这一主题，他会写得很好，因为他拥有绝好的素材。
因为信仰“科学”，米歇尔总是避免让自己碰触另一面的生活。在我眼里他就是这样一个故意拒绝发展此种能力的人，直到最后阶段，他才明白他对现实的看法是片面的，甚至因此，他自己的思维方式已扭曲。他缺乏对生命的非理性认知。他不断地遭受精神上的疾病之苦。但他越来越意识到他的缺点在何处，最终这种痛苦本身变成了精神体验的形式。
当他和别人待在一起，米歇尔有时给我一种印象，即无论他这个人天资多么卓越，无论他因为这些品质多么受人尊敬，很多时候，他都对眼前所见之物是盲视的；而他们瞧见了他的无能，并且能够理解它。有时他就像一个物体，更多时候是被人在观看，而不是在观看别人，或是像一个眼瞎的动物，单向地看着一个方向，并且用的是坏掉的那只眼睛。他用我们称之为“可爱的声音”说话，那声音令人尴尬，就好像他在逼迫自己如此。有时他发言前总是带着这样开头；‘说话要和科学家一样严谨。’
那时米歇尔已经意识到他生命的匮乏（大概是他上牛津的第一年），他因此开始了朝圣之旅，即开始成为寻找无意识圣杯的人。他去旅行，他和女人的交往，都明显带有探究原始事物的目的。第一次去珠穆朗玛峰探险时，他爱上了同行的女探险家。其他探险队员很吃惊，认为他是因为发热，才产生了爱情的幻觉。
从喜马拉雅山回来后，他深深地迷恋上西藏文明，觉得它比欧洲文明高级。他在格陵兰崇拜爱斯基摩人，这或许是因为在他眼里他们的生活显示了完美的效率，他本能觉察自己寻找的就是它。“爱斯基摩人能够在冰上定位，原地凿开后，你会发现六英尺下的游鱼，’他眨着眼睛说。
在柏林，一天晚上我们坐在罗马装饰风格的咖啡厅，米歇尔对我说：“这里所有女孩都曾割腕自杀过，手腕都留着伤疤。’他边说，边带着统计学式的语调，炫耀着他一贯的科学精神，不过那不过是一脸盲目的欣喜，以为自己终于发现了什么秘密。
在牛津，我和米歇尔为了彼此亲密些，都作了令人激动的尝试，所以某段时期我们对这种关系感到很尴尬。米歇尔特别欣赏和他同校的一位同学，一个叫奥登的，写诗的人。‘他是个手艺精湛的诗人，我欣赏技术活干得漂亮的家伙。’他说。每当米歇尔谈论说这些类似的话时，脸上总会有种独特，诡秘，沉溺的表情。他大大的眼窝，瘦小的，栖息着苦难精神，加上一双凹陷的眼睛，都使我联想起深海的潜水运动员。
2米歇尔的科学家朋友都精力充沛，性格外向；他们迷恋女人，却几乎对女人一无所知。在我眼里，他们中最可怜的一位是一个天才似的人物，他身体魁梧，像只大熊，名字叫克里斯多夫·贝利。他的头发简直和毛刷一样笔直，坚硬。他的双手肉乎乎的，笑起来很迷人，他的宿舍如同动物巢穴。他让自己置身于装满唱片，啤酒瓶，和留声机的房间中。他制造的机器，能够创造所谓的“高质量产品”，他和我谈论电子采样器和蓝宝石针，都是我闻所未闻的事物。他词汇表里最常使用的词语是“毫无疑问”，这使他说什么，语气都流露出极端的精确感。“你去了乡下了吗？”有人问他。他会挠着头，回答说，“没错，毫无疑问，”这个副词使回答像外科手术般精确。
他们分析生命，对待自己的行为就像对待实验室里的研究，假装对其进行测验，找到答案和结果。我哥哥说他前一晚为了看看连续灌下几种威士忌后，多久会醉，所以亲自试验了一把。“哦”，贝莱会皱着眉说，“你喝了几种酒？时间间隔多久？”然后说，“你有什么具体反应？头晕，还是意识模糊，神经兴奋吗，或看东西重影吗？”有一次贝莱告诉我她朋友Y的事——他爱上了一个叫波莉的女孩。后来他每天都称体重，“毫无疑问”每天平均损失十磅—我忘了具体的数字。
这些科学家们谈论音乐的时候，一副对乐谱和作曲家的生活都了如指掌的神气。贝莱最大的爱好就是骑他的传教士牌大摩托车，车筐里塞满乐谱，去郊区的树篱附近阅读贝多芬。科学家认为作曲家很像自己（或许事实的确如此），都是手艺精湛，聪明，刚健，嗜酒，满嘴脏话的一类人。
贝莱对我非常温柔，他性格有善解人意的一面。事实上我们曾一同就读一所老学校——霍尔特的格雷沙姆小学，九岁时我有一次大声痛哭，当时十岁的他，陪我散步，亲切地给我解释摩托车的原理。他用这样的语调说，“现在，如果你下山，你是按前脚闸还是拉旁边的手闸？”他这样温柔地询问，是为了试图让我重新高兴起来，牛津时他也如此对待我。他表面的粗鲁藏不住他的善良。有一次，我把一首刚打印出来的诗，拿给他看，他递回给我，带着最和善的笑容并且说：“确定无疑，你的写作在进步。”
我哥哥，贝莱，特里斯坦都是我结识奥登的中间人，但他们对我实施了封锁。米歇尔，贝利和奥登是同学；特里斯坦和奥登的关系与他和我的一样，相互折磨后又重归于好。在牛津平淡的社交界，所有人都和我谈论奥登，但没有一个人想让我见奥登。我哥哥和奥登的关系最疏远，他显然害怕引荐我后，他会遭冷落。特里斯坦的恐惧更复杂：他通常的原则是让所有朋友互不联络。他害怕大家见面后，像水滴一样汇聚在一起后，某种程度上他作为这些友谊中最微不足道的一条细流，就像中国酷刑往每个神经病人的心脏里灌水，他不愿意情况变成这样，因为这些友谊是他精心建立起来的。如果所有人聚在一起，他就会被水流冲走。仁慈又和善的贝利把我和奥登见面看做是我的福利事件，应该尽可能地拖延下去。
奥登
他们所有人对我大谈奥登。贝利说“毫无疑问，只要走进房间看一眼他的书，我就会自惭形愧。”特里斯坦说他见过的人中，虽然奥登远不是最聪明的人，但如果相比我们自己这样的微不足道的牛津知识分子（特里斯坦的词表中知识份子是贬义），奥登则是最有创造力的天才，奥登内心极其温柔单纯。
自然和奥登会面，他们所有人都未出力，我是在阿切尔·坎贝尔举办的午宴上认识了他。作为苏格兰人，坎贝尔从不参加牛津比赛，他对比赛的态度混合着不屑和顽皮的嘲讽。我和奥登的第一次会面就以失败而告终。进餐时，奥登只是打量地朝我瞥了一眼，没说一句话。喝咖啡时，他歪着头，抬起下巴说：“你认为当今哪位诗人的作品最好？”我不安地回答我喜欢W的诗歌——。奥登说：“如果谁施展拳脚时在使出吃奶的劲，那就是这个傻瓜干的。”让我惊讶的是，他离开时邀请我去他基督教堂学院的宿舍。
拜访奥登令人紧张。如果他发出了邀请，早到的人很可能看见沉重的“橡树”门上，开玩笑地说他不希望被打扰。一旦见了面，他很可能会突然厌倦，会对来访者说谈话到此为止了。
我第一次赴约，他阴暗的房间，窗帘紧闭，他坐在桌边，前面放着一盏灯。他可以清楚地瞧见我，而我只能瞥见照耀在他苍白的脸上的光线。他的头发花白一片，虽然眼睛看不见，却炯炯有神，感觉他正警惕地眯着眼看你。他仰起头，吩咐我坐下。随即对我的生活，我的写作观做了简明扼要的审问。这个时候我在偷偷地背叛我自己。我想讨好他，尽量多说话，可是我说的话并不坦诚。‘你喜欢哪位诗人？’他再次问，‘布莱顿’，我说，‘品味还行。还有呢？’我又说了一个名字，他回答说，‘这位诗人写作走错了方向。’接着说‘诗歌写得迷人，但头脑简单。’
之后他告诉我他认为写得好的人。威尔弗雷德·欧文、杰勒德·曼利·霍普金斯、爱德华·托马斯、A.E.霍斯曼，当然还有T.S.艾略特。他的口头记忆力很好，能够有声有色地背诵诗歌，虽然唇齿发音不清，但声音听起来却意味深长，叫人很难忘记。他有种把任何朗诵都奥登化的能力，以至于如果他用他冰冷的声音，像钳子一样一字一顿地拨弄每个词语，如此去朗诵霍斯曼或莎士比亚的诗歌时，他们听起来就像是奥登本人写的。
奥登嘲笑同时代的大部分诗人，从不认可上面我提及的人。他认为整体上文学场域出现了空荡期。‘很明显他们在等待某人出现’，带着跃跃欲试的语气，他说不久自己就会是站在舞台中央的核心人物。但他没有把自己看作未来唯一的作家，他极其强烈地渴望寻找到同行和信徒，不仅在诗歌上，也在所有艺术领域。他看见墙上罗伯特.梅德利画的一副静物写生说：‘你将成为画家。’。他的朋友伊舍伍德会是小说家，查尔曼会是该团伙的另一名成员，赛尔斯·戴·李维斯也是同道中人，一组临时的艺术家群在他的头脑中生成了，就像**领袖提名的内阁组织。
3我们第一次会面时他问我一首诗歌写多久，我不加思索地回答一天写四首。他非常惊讶并大声说，‘精力真充沛！’我问他多久写一首诗，他回答；‘我大约三周一首。’在这之后我也开始三周只写一首诗歌。
我会把自己的诗歌拿给奥登看。每次拜访他时，我把口袋都塞满了手稿，并且看着他阅读它们。有时他会喃喃自语。更多时候他的评价局限在选择一行诗歌来表扬。我给他一首了长诗，读完之后他是这样说的：
“在我的新土地上，射击是必要的。”
这样的诗句写得漂亮。并且很快，在他描写荒凉的矿藏，描写侦查和射击的行动是，它会进入他的诗行——这些简洁的音节，充满了音乐感，就像是废弃箭杆上的微风。
我认识他六周之后，他一定是赞同我的很多诗歌。我相当惊讶地发现他把我看做是“团体”中的成员。有一次我告诉他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写散文，他回答说：“除了诗歌，你什么都不要写，我们不想在诗歌上失去你。”这个评价在我心里产生了一种希望和失望交织的窒息感，对此我抗议说：“但你真的认为我有才华吗？”“当然，”他冷静地回答说。“可是为什么？”“因为你身上有种忍辱负重的力量，艺术诞生于羞耻。”他用冰冷的声音补充道——这使我好奇，他会在什么时候感到自己是个被羞辱了的人呢。
无疑这段时间奥登影响了我。他的很多评价和意见使我受益匪浅，它们的影响甚至比我当时意识到的还要深远。这里我或许应该重申一下我写作的这个时候是十九岁，而他还不到二十一岁。但他在智识发展上做得很好，他的目的也很明确。我已经解释过了，我自己在这方面非常不愿追随哲学。我甚至缺乏词汇去理解他经常在讲些什么。我处在这种劣势，所以我是受益良多的人，也同时说明了奥登对我的思想给予了多么大的影响。但随之而来的是，当我解释了他的观点，我或许是在修正它们，或是甚至在重新组织它们，因为这一切都是来自于我后来获得的理解。虽然我引用的那些由短语组成的对话，他们已经印在了我的脑海中了，而我也并没有篡改任何一处。
对他的牛津同时代人，关于奥登最印象深刻的事情无疑就是在这样的早期阶段，他就如此自信，如此有意识地成为他生命的主人。他不仅对文学抱有明确的观点，而且还拥有自己的生活观，如果说它是幼稚的话，那至少它为他自己和他朋友们的行为提供了支撑。他把他自己看成是——那时我也如此想象他——一个有潜力和有天赋，有明确愿望和思想观念的人，生活在一个被一群共同对规则和传统抱着信仰态度的团体里，这个团体是由具备不同潜力，意见，观点的成员所组成。他的目的是要完成他的潜力，获得他欲望的满足，并且不带偏见，不接受任何对他自己的判断进行干涉的权威，坚持坚守他的思想。同时他会避免和周围人的兴趣和观点产生不必要的冲突。作为年轻人，他脾气暴躁，但他不是个反抗者。他的生命观是即时的，是超道德的，他把生命看做是被一个具有外科手术般头脑的人，在他分析和检查周围社会的肉体和灵*后所实施的一场手术。他不声不响地，并且态度毫不含糊地反对她的同时代人和大学同学的道德观。他自己能够接受的唯一通用的美德是勇气；勇气可以说是任何渴望它的人都能够获取到的，以用来实现自己的独立发展。他早期哲学观的极端一面是他把自杀看做自己作为个体的正确选择，一旦这个人已经让自己处在无所事事的失败中，他就会渴望结束生命这场游戏。
对自我的认知，对禁忌和罪感的全然摒弃，对他人的理解，这些都是他完成自己事业的必要条件。除非一个人了解他自己，否则不会知道他想要什么并且该怎样计划得到它；罪恶和禁忌是位于个体欲望和欲望的满足之间的事物。理解他人对于真实地进入他们生命是必要的，并且把某一个人的精神模式嵌入到周围人的更大的精神范畴中是必要的。
在这个早期阶段，奥登已经有了现代心理学的广博的知识，他用此作为理解他自己和统治朋友们的工具。他的自我认知，连同理解他同时代人的这把钥匙，自然奠定了在他和他们的大多数人的交往中他的统治模式。他知道他想要什么，他看起来对自己很了解，这使他在那些虽然头脑聪明，但思想迷茫，缺乏自我认知的朋友们中间脱颖而出。
大概我夸张了他的自我意识和自信，虽然我想我没有曲解他给其他人留下的印象。尽管我认为没有人是我描述的奥登这种人，他们对自己抱有如此自信的态度。承认这一点或许是和他一起在认识他的缺点。因为对自己和他人太过了解是太过现实的态度，它要冒甘心失败的危险。对我们了如指掌的医生能够瞬间变成对我们一无所知的人，因为我们被他对我们的观念所恐吓，因此他不知道当我们在其他人中间，或是独自一人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样子。奥登，尽管他深谋远虑，却缺乏对人类友谊的认识。他太强调问题，使每个人都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