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测绘报。GIS圈在不改变原义的前提下，略有修改
16世纪末，一位欧洲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华传教，自从踏上这块东方神秘国度的大地，再未离开半步，直至年在北京去世。
其绘制的世界地图在地图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史学界普遍认为他通过绘制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图，将西方大地球形学说介绍到中国，从而推翻了中国“天圆地方”的传统概念。
这个在中国画世界地图的传教士就是意大利人利玛窦。
利玛窦利用近20年的光阴在中国绘制世界地图，在此期间他绘制了多幅不同版本的中文世界地图，但这些地图绝大部分没能流传于世。时至今日，世人只能看到其所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和《两仪玄览图》两种世界地图版本。
地图作为一种叙述方式，提供给阅读者一个制图者心中的世界。
长期生活在中国的利玛窦深知传统文化熏陶下的中国士人自大且自卑的心理弱点。
为了顺利传教，他采取了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迎合的传教方式，投其所好地绘制了中国士大夫感兴趣的世界地图，采用西方经纬度概念和测量方法，将通过福岛的本初子午线从地图中央移到地图最左边，改原来以大西洋居中为以太平洋居中，把中国放在了世界地图的中心，迎合了国人天朝上国的观念。
世界地图输入中国是一个单向的过程。
欧洲的16世纪是探险航行的时代，新大陆的发现导致地理学的兴盛，新航海图及世界地图层出不穷。
利玛窦先后绘制了《山海舆地全图》《世界图志》《舆地全图》《两仪玄览图》和《坤舆万国全图》等多个版本的世界地图，表达了丰富的天下观：“天有南北两极，地亦有之；天分三百六十度，地亦同之。故有天球，有地球，有经线，有纬线。地之东西南北各一周九万里，地之厚二万八千六百余丈。”
利玛窦通过地图告诉当时的中国人：世界非常大，中国只居亚细亚的十分之一，亚细亚又居世界五分之一，中国并不是浩大无边的唯一大国，反而很小。中国并非雄踞世界的中心，而是与很多国家一样，错落地分布在这个圆形的地球上，“四夷”也不再是零星散乱的、仿佛不攀附在天朝的衣襟上就会坠落到地图之外的小邦，在广袤的世界上原来有这么多彼此相当的国家。这和中国传统的地理常识差异甚大。
数千年来，中国人一直用“中国中心”的坐标来认识世界，地理观念基本上是“天圆地方”，认为天地近似两个平面，自己居住在地平面中央，疆土四面环海，旁无大国。他们所感知的世界只有中原王朝及周边地区的国家，以为中华文明与周围荒蛮之地即是世界的全部。
这种狭隘的“自我中心”地理观极大地限制了国人的地理认识，限制了当时人们对世界的整体认知。在地图绘制方面，自西晋裴秀以来也始终遵循“制图六体”和“计里画方”的传统方法，以大地为一平面，不考虑地面实为一球体，直至明末并无创新，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在客观上打开了中西方关于世界地理知识相互了解、学习的大门，同时也否定了传统中国“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挑战了国人的天下观，对中国传统地理知识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给士大夫带来了心灵上的震撼。因此不断有士人惊呼：“此则中国千古以来未闻之说者”“利生，外夷人也，其图其说未必一一与天地券合”，甚至有人声讨其“小中国而大四夷”之罪，尽管利玛窦已经刻意把中国画在图面中央。
作为虔诚的耶稣会士，利玛窦试图通过世界地图瓦解中国中心论，使中国人抛开大中华的优越感，而接受天主教的信仰。但他显然没有充分估计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惰性和奇怪的化解方式。中国封建统治者凭借封闭与保守维系着自己的尊严，视近代西方文化如洪水猛兽，避之唯恐不及，他们已经不能够正确地判断中国处在16、17世纪世界历史大变动中的位置。
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尽管对中国传统的地理知识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由于刻板繁杂，制作不易，绘制数量有限，因此拥有地图的人寥寥无几，传播面并不广泛。加之其传教往往走的是上层路线，因此能够得到地图的只是一部分达官士人，这些人有的仅是为了新奇和粉饰炫耀。除了极少数的学者将中国传统知识和西方传播的知识进行分析比较，大多数人并没有真正理解和接受利玛窦传入的地理知识，他们没有把利玛窦的地图看作是科学知识的载体，而更多地将其视为一种可供欣赏的装饰品。
继利玛窦之后，进入内地绘制世界地图的还有西班牙人庞迪我、意大利人艾儒略、比利时人南怀仁和法兰西人蒋友仁。
遗憾的是，他们都没能成功说服那些在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和中华中心论影响之下的中国士人。明万历年间至清康熙、乾隆时期，当朝者虽曾重视或组织人力仿效西法测绘、编制中国地图，并达到很高的绘制技术水平，先后有《皇舆全览图》《乾隆皇舆全图》等地图问世，但在很长的时间里深锁宫闱，不为世人所了解。